2019年12月28日，北京市国际生态经济协会（IEEPA）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系统工程中心协办的“首都国家生态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治理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楼举行。

北京市委组织部党建设研究所所长王大广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孙涛、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陈安国、北京市社科院首都综合治理研究所所长袁振龙、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黄小钫、中铁建工集团宣传部长戴荣里等出席会议。

报告征求建议的主旨：以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聚焦于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特别是深入贯彻“中国之治”的13项制度原则为背景下；如何推进生态社会治理的发展,以社会治理的进步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绩效的提升是一项重要而现实的议题；对于首都打造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进一步加强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社会治理，构建新时代“党建+业务”模式，共同打造“红色赋能”党建品牌，引领基层生态人文治理新格局，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首先要深入分析城市在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态内涵、结构，特别是是引入系统工程的思路构建基层社会生态治理与人文新格局；积极鼓励支持社会力量能够率先而为，发挥“首善有我”的精神，坚持党建领导，直插基层，开展首都基层治理生态人文示范点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建与业务活动相结合的优势，在基层社区设立“生态、和谐、人文、首善、宜居”样板，形成示范带头引领的社会效应；协力推进北京市建设“守法、有为、共享”政府，打造首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首善之区”。

分析基层之治的着力点，激发基层治理的活力，凝聚基层治理合力，抓好首都基层治理的示范点建设。如：针对城市管理和小区安全治理的问题，要着力于智慧平台建设。针对营商环境存在的薄弱环节问题，要着力于一站式、跨部门、多领域的共享协商对接机制建设；针对居民素质提升的问题，要着力于文明实践建设；针对历史遗留问题和民生热点、难点问题，要着力于联动机制建设，进行综合治理，把多种规划合一，统筹多维度的发展诉求，把各项政策和规划实施落地，各区域、各领域与整体规划衔接。鼓励社会组织通过党建模式参与基层治理工作，同时政府建立对街道办工作成效的社会评估体系，政策实施效果如何评估，关键在于基层群众，执行评估应主动收集基层意见反馈，主动调研，及时纠正执行政策在基层变形走样的行为。

北京市委组织部党建设研究所所长王大广认为，国际生态经济协会起草的关于《首都国家生态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治理报告》通过向社会发布，形成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加强对于政府产生决策的影响力；特别是针对北京的具体情况，包括《街道办事处条例》《物业管理条例》《垃圾分类条例》，结合“基层生态人文治理”，明确提出党建怎么引领，如何发挥更好的成效。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孙涛指出，国际生态经济协会的报告可以借鉴营商环境指示，可以进一步考虑提出“营社指标”，就是社会营造的指标，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很多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可以提前化解，或者预警；特别是针对生态宜居，包括绿色治理、绿色消费、绿色出行，评价打造一个良好的营社环境指标体系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系统工程中心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飞认为要把群众中心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当中，要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来探索基层治理格局，基层治理除了党建引领，还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的作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陈安国指出，国际生态经济协会首先提出创建“首都红色赋能”党建品牌工作旗帜，具有时代的引领性，发挥党领导的优势，特别是积极探索“党建+业务”模式，创新实践“生态人文社区、生态人文校园、生态人文景区、生态人文商场”很有新意。北京的治理既有劣势也有优势，优势在于政治管控性比较强，网格化、精细化、大数据、智能化，本身底蕴很深厚，总结各方面的治理经验，对于全国党建在基层工作，很有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文钊认为，需要聚焦到怎么样让社区具备生态的特征和人文的特征，通过基层治理来实现；整体顶层设计，各个区应该怎么做，再到社区怎么做，要有可操作的架构和方案，首先要进行资源摸底、诊断，再给出一些行动方案的指南，分类按步骤执行。

北京市社科院首都综合治理研究所所长袁振龙提出，通过国际生态经济协会的研究成果报告，需要总结现有的基层工作情况，目前已经做了哪些，还有哪些是短板，碰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再提出进一步推进的方案，要有更具体、基层可以操作的东西，来共抓落实执行。

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黄小钫提出，国际生态经济协会打造的“首都红色赋能”党建品牌在基层的示范，可以和市委党校在顺义区的党建示范基地相结合，并借鉴各地经验，如浙江的枫桥经验，联系基层实际，要关注并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志愿服务。

中铁建工集团宣传部长戴荣里指出，党是领导一切的，但也不是可以包办一切的，要充分结合党的领导和业务的作用，在基层组织中发挥作用，特别是社团团体和公益组织的作用，发挥老百姓的作用，共生共建，共治共享。

近年来，北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企业和群众获得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唯一标准，在改革中主动换位思考，注重用户体验，创新支持政策，取得诸多成效。特别是世界银行《2020营商环境报告》公布，中国营商环境继续大幅改善，目前位列全球第31位，较去年提升15位，北京作为样本城市，得分为78.2分，在去年大幅提升的基础上，今年再次提升4.6分，超过部分欧盟国家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水平。

近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对于社会治理再出“组合拳”，提升基层精细化服务水平；涉及社区民生的《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正在征求意见，《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的实施，进一步明确街道权责，社区治理更加精细化、精准化；另一方，街道权力大了，如何保证合规有效的规范运行，如何完善对于街道办的监督机制，也是今后需要重点关注并解决的问题。基层按照“守法、有为、共享”要求，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如何发挥新机制的作用，需要加大公众、社区、居民的参与，既让社区居民参与共治，集思广益，也可在其中起到监督作用。

日前，由国际生态经济协会研究人员和新闻媒体共同走入顺义区的几个社区，开展基层社区生态人文治理问题的调研，社区居民提出了许多切身感受；如，社区环境问题，应该首先由居委会对物业行使监督和督促执行，但事实上他们都是一起的，物业提供地方和待遇条件给居委会，相互之间很难起监督执行作用；也没分清楚居委会是不是也属于政府性质，对居委会的工作不满意时，也不敢举报居委会，担心得罪居委会，致使自己一家在小区住不下去，是普遍心态。许多居民强调对于政府服务的群众获得感，应该要设定一个评价标准并向全社会公开，如何评价居委会，评价街道办，评价社区，评价生活环境质量，这些是切身关心的，评价的结论公开成为基层的工作绩效，才能有利于改善基层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对于12345热线反映很积极，打了就有人回电话，问题解决不了，只要有人回个电话，也算100%，老百姓关心的是问题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什么时间能解决，是不是有人或有部门在定期通报问题的解决，至于满意不满意，这个评价数据应该和问题挂勾一起衡量。另外，市区和郊区在人文素质区别还存在，比如市中心城区交警会敬礼，郊区就敷衍甚至不会，执法文明差别太大，北京郊区也是首都，怎么反差这么多，类似的还有很多。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林坚介绍调研报告内容时，指出基层是社会系统的基本的构成单元，包括街道、社区、乡镇、企事业单位、学校、商场、医院等等。基层以街道、社区为代表，直接跟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的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治国理政，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基层支撑和中层承接。基层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复合型、实体性载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要用系统工程思路探索基层治理新格局，实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基层的社会治理需要多部门协调、多力量汇聚、多措施化解。治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系统工程是加强社会治理和创新的有效方法和工具，着眼于系统治理，从系统整体的观点出发，以人民为主体。要注重基层治理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演进的规律，提供控制、调节与自调节的方法与技术手段，以保证社会稳定、协调、健康发展。

国际生态经济协会《首都国家生态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治理报告》指出，需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强调以红色赋能党建工作为旗帜，启动选择目标样本，开展社会组织调查和党建基层活动，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党员的干部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委领导是前提，政府负责是关键，民主协商是机制，社会协同是手段，公众参与是主体，法治保障是需得力，科技支撑是条件，文化凝聚是灵魂，多方参与、齐心协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关于我国“基层之治”存在的现状问题与挑战，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任勇教授，在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发表《国家政策，岂能在基层“变形走样”》文章中也明确指出：

政策越往基层延伸，抓落实的工作情况就越多样、越复杂。如何最大程度减少“政策变形”负面效果，考验着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狠抓改革落实的能力和水平。对于当前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策变形”现象，必须给予正视，刻不容缓。为这种现象一方面妨碍了政策效果的显现，破坏了正常的基层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也容易削弱基层执法的权威性，使得群众对于基层政府不信任感增强，不利于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理论能力的现代化。

基层政策执行监督问责机制的缺位，是基层“政策变形”的重要因素之一。有些基层干部利用其在基层治理中独特的角色地位，利用政策执行信息的不对称，歪曲、敷衍、隐瞒等违规行为来牟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有的地方进行选择性执行，对政策挑肥拣瘦，对自己有利的多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束之高阁；有的添加式执行，添加一些原来政策没有的东西，往往是为了本地区、本部门甚至小集团的利益，在工作中秉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干不干都无所谓”的心理状态，还有些地方基层政府没有明确的政策执行评估机制和奖惩制度，政策推进效果如何全靠上级领导评价。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执行评估体系，规范监督问责机制。杜绝“干得好不好，领导说了算”的现象和风气。遏制有法不依、执法违法现象，改善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执法形象和公信力，进而提升基层政府的执行力。

矫正基层治理中的“政策变形”，必须要与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联结起来，规范基层治理运行过程，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培育政策执行资本，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从而实现有效的基层公共治理。

国际生态经济协会《首都国家生态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治理报告》总结时提出，打造好生态社会治理，就是通过积累生态人文财富，构建首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坚实基础，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